名片起源于交往，而且是文明时代的交往，因为名片离不开文字。
 
　　原始社会没有名片，那时人烟稀少，环境险恶，人们生存艰难，交往很少；文字还没有正式形成，早期的结绳记事也只存在于同一部落内部，部落与其他部落没有往来。
 
　　到了奴隶社会，尽管出现了简单的文字，也没有出现名片。奴隶社会经济还不发达，绝大部分人都固着在土地上，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；少量世袭奴隶主，形成小的统治群体，由于统治小圈子长期变化不大，再加上识字不太普遍，也没有形成名片的条件。
 
　　名片最早出现，始于封建社会。战国时代中国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，随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使用，经济也得到发展，从而带动文化发展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其它流派形成百家争鸣景象。各国都致力于扩大疆土，扶持并传播本国文化，战争中出现大量新兴贵族。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开始了伟大的改革，统一全国文字，分封了诸侯王。咸阳成了中国的中心，各路诸侯王每隔一定时间就要进京述职，诸侯王为了拉近与朝廷当权者的关系，经常的联络感情也在所难免，于是开始出现了名片的早期名称“谒”。 所谓“谒”就是拜访者把名字和其它介绍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（当时纸张还没发明），作为给被拜访者的见面介绍文书，也就是现在的名片。
 
　　名片，见于西汉史籍时称为“谒”。《释名·释书契》载：“谒，诣告也。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。”东汉时，谒又叫名刺，据《后汉书》载，祢衡曾身怀名刺求见于人。在挖掘的汉墓中发现，这种谒或名刺，系木简，长22.5厘米，宽7厘米。上有执名刺者名字，还有籍贯，与今名片大抵相似。
 
　　至唐代，木简名刺改为名纸。唐代长安新科进士以红笺名纸互换，以便交流。晚唐又唤作门状、门启，都是自报家门的一种联络方式。宋代的名纸还留有主人的手迹，据南宋张世南在《游宦纪闻》中记述，他藏有黄庭坚书写的名纸，而秦观送他的名纸，类似今天的贺年片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北宋书法家蔡襄的《门屏帖》，据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考证，类似“名刺”。
 　　元代易名刺为“拜帖”，明清时又称“名帖”、“片子”。内容也有改进，除自报姓名、籍贯，还书写了官职。清代《竹枝词》有诗为证：“是新拜帖都兴小，三寸来长二寸宽”，“红笺二寸书名姓，曾许怀间半刺通”。从诗中所知，清代的名帖很小，而且还是梅红纸。经考证，清代人的名帖已经不同于唐人手写，而是写好楷书，镌好木戳，印在梅红纸上。后来又出现了白纸名帖（详见徐珂的《清稗类钞·风俗类》）。
 　　“名帖”与今天的名片的格式几乎相同，而女子的名片，已婚者还加上了夫家姓氏。其大小尺寸也有常式：阔二寸，长三寸。为文人交流、拜访之用，通常主人拜访朋友，让仆人或书童将名帖交对方门公，门公再呈于自家主人。苏州长篇弹词《描金凤》中有一段，写苏州人钱知节因降雨有功，去北京拜访宰相，门公要他交500两银子才肯通报，据王定保《唐摭言》载，这在唐朝已成风习，唐人刘鲁风递了名刺，也被典谒所阻。而在《绿野仙踪》一书中，有考生投帖求见，主人于冰不想见，便让门公说自己不在家，可见名帖在当时已很流行。
 　　唐宋文人出外拜客，还喜带个拜匣，拜匣中有笔墨，可当场手书。清代印制了名帖，手书名帖少了，除非主人是大书法家，有意露一手。拜匣亦为文物，清末民初的拜匣制作得十分精致，匣盒系木制或漆器，上绘山水人物图，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拜匣典雅精美，欣赏价值颇高。
 　　到了明代，统治者沿袭了唐宋的科举制度，并使之平民化，读书便成了一般人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，识字的人随之大量增加。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加了，学生见老师，小官见大官都要先递上介绍自己的“名帖”，即唐宋时的“门状”。 “名帖”这时才与“名”字有了瓜葛，明代的“名帖”为长方形，一般长七寸、宽三寸，递帖人的名字要写满整个帖面。如递帖给长者或上司，“名帖”上所书名字要大，“名帖”上名字大表示谦恭，“名帖”上名字小会被视为狂傲。
 　　清朝才正式有“名片”称呼。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，由于西方的不断入侵，与外界交往增加了，和国外的通商也加快了名片普及。清朝的名片，开始向小型化发展，特别是在官场，官小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，官大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。
 　　有时候，名人的名片会被人利用。清道光年间，浙江鄞县举人徐时栋参加当地官员的宴会，得知有人曾用他的名片前往官署徇私说情，幸被识破。另一些乡绅名人的名片，也大抵如此。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过年时四处散发名片，名片大量外流的缘故（《烟屿楼笔记·卷五》）。到后来，许多名人都在名片背面注明“不作他用”字样，以免被狡诈之徒所利用。